數字化教學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近年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政策舉措，大力推動數字化教學變革。值得關注的是，瑞典政府近日卻發(fā)布限制兒童和青少年屏幕使用時間的政策，引起全球熱議。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并反思數字化教學？帶著疑問，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俄羅斯貝加爾國立大學執(zhí)行校長格里布諾夫·奧列格·巴甫洛維奇，以期探尋答案。

　　1 理解計算機賦能教學變革三種形式

　　記者：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加速演進，以云計算、大數據、物聯(lián)網和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前沿數字技術正在顛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其中數字化教學成為全球教育變革的重要突破口，為全球教育事業(yè)發(fā)展注入了新動能。您如何理解數字化教學？

　　格里布諾夫·奧列格·巴甫洛維奇：當前，我們生活在“網絡社會化”屬性的年代。所謂“網絡社會化”，可以理解為一個人后天培養(yǎng)的一些能力，這些能力能夠確保這個人作為網絡社區(qū)的一員履行各種社會職能。根據這一思想，有必要澄清“數字化教學”這一概念，它包括“數字化說教”和“數字化學習”，主要涉及學生利用計算機學習學科知識、鍛煉技能、培養(yǎng)能力過程中涉及的規(guī)律、原則和機制等問題。

　　很多人喜歡講“數字化教育”，但這個詞語在俄語表達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它只強調對學生的作用和影響，并且只是教育工作者對客觀知識的傳授，而非他們的主觀經驗和人生觀，這也是我們更愿意使用“數字化教學”一詞的原因。

　　記者：您提出，數字化教學這一概念重點在計算機，那么計算機是如何賦能教學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的呢？

　　格里布諾夫·奧列格·巴甫洛維奇：計算機用于教學有三種形式，分別是：將計算機作為模擬器；將計算機作為輔助工具，為教師執(zhí)行某些操作，使機器運行比人執(zhí)行得更好；將計算機作為設備，模擬某種環(huán)境和學生在環(huán)境中的表現。當應用學習信息的任務和條件是明確界定的，即讓學生獲得某種熟能生巧的技能，而非概率性時，這種計算機教學輔導系統(tǒng)就是最合適的。當學習材料是非系統(tǒng)的、邊界不確定時，模擬模型就是最合適的，因為計算機可以根據這些條件排列組合出所有的可能性。顯然，在前面兩種形式中，計算機只是作為一種手段，它從“量”上增強了教師的職能，從而提高了師生之間信息交流的速度和教師的決策效率等。

　　2 計算機無法將客觀定義轉化為主觀意識

　　記者：數字化教學確實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從全球實踐來看，將其全面引入教育系統(tǒng)會面臨哪些挑戰(zhàn)或風險？

　　格里布諾夫·奧列格·巴甫洛維奇：一是全世界在教學計算機化的過程中都在嘗試利用其潛能，然而它們并沒有，也沒法從“質”的方面改變教育的狀況，即提高學生獲得主觀能力的質量。要知道，傳統(tǒng)的教學形式、方法和手段也可以取得與教學計算機化同樣的效果，有時甚至可以用更少的時間、人力和財力成本取得相同的效果。

　　二是信息和知識是不同的概念，信息是一種符號，是符號系統(tǒng)，是意義的載體，如語言符號、文本、語音等，而知識是人格的子結構，是主觀的東西，是個人的意志，不同的人對同一信息的感知往往是不同的。

　　三是詞語是信息的載體，它包含術語、概念、表達方式的客觀含義，詞典中也會給出定義。然而，通常情況下幾乎任何詞語都是多義詞，它對特定人的意義取決于語言環(huán)境。同樣，一個詞對聽眾的意義也取決于語言的非語言特點。根據澳大利亞心理學家艾倫·皮斯的研究，話語的意義只有7%反映在作為意義載體的詞語上，55%則反映在說話者的肢體動作上，38%反映在語言之外。顯然，數字技術無法捕捉這些微妙之處。

　　四是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對個人、教師、對話者所說的話語的理解，以及這些話語對聽者的意義，會受到其他背景的影響，比如性別、民族、宗教、地理、科學、情景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一句話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顯然數字技術還無法考慮性別和民族的理解能力等因素。

　　五是在數字化教學過程中，小學、中學和大學學生的現場發(fā)言，這種形成和闡述思想的手段未得到足夠重視。同時，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起源是對話，如果我們在個人計算機的幫助下走上完全個性化學習的道路，會失去形成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可能。此外，數字化教學還存在一種風險，即減少社會交往、互動和交流，導致個人主義盛行和由孤獨引發(fā)的一些心理問題等。

　　總之，在超級先進的人工智能誕生之前，計算機無法將客觀定義轉化為主觀意識，將客觀信息轉化為主觀知識。

　　3 數字化教學重在“把握尺度，過猶不及”

　　記者：面對這些風險和挑戰(zhàn)，您認為我們應該基于什么原則推進數字化教學？

　　格里布諾夫·奧列格·巴甫洛維奇：剛才分析了數字化教學的弊端，但這并不意味著不應使用數字化教學，而是重在“把握尺度，過猶不及”，要在計算機能力的使用與教育過程的主體教師和學生之間的現場對話基礎上，找到心理上、生理上、教學上和方法上的合理平衡。

　　我認為，不能簡單地把計算機這樣一個強大的工具納入傳統(tǒng)的說教教學體系，并希望以此來提高教育質量，而是有必要發(fā)展一種適當的心理教育學和教學理論，將計算機作為一種學習工具有機地融入其中，畢竟計算機在接收、存儲、處理和傳輸信息方面具有巨大的發(fā)展前景。

　　這就出現了一個復雜的多層面問題，即選擇一種科學合理的生活、生產和教育數字化戰(zhàn)略，既能利用計算機的巨大優(yōu)勢，又能避免其損害。要重視這種損害，因為它不僅會從專業(yè)和實踐的角度，影響學生的人格形成質量，還會從社會能力、道德形象等角度，影響學生的人格形成。

　　4 三大舉措重塑“數字一代”

　　記者：如您所說，數字化教學關系學生的人格形成。多年前，有學者提出數字原生代概念，以描述網絡和數字技術對人們產生的影響。時至今日，這種影響仍廣泛存在，對此您怎么看？

　　格里布諾夫·奧列格·巴甫洛維奇：我主要研究Z世代，即200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其中許多人已經是大學生。Z世代有許多共同特點，包括：幾乎從一出生就主要通過手機屏幕和電腦顯示器與外界交流；虛擬交流壓倒了面對面交流；對信息的感知速度加快，但很難集中注意力；更習慣于閱讀短小的新聞故事，而不是具體文章；思維方式是碎片化的；父母的權威在逐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無所不知的互聯(lián)網；以消費為導向，更具個人主義色彩等。

　　眾所周知，代際價值觀的形成受兒童12至14歲之前的生活條件和成長環(huán)境影響。這種影響是深層的、潛意識的，決定著人格的形成。如果一個小學生或中學生沒有豐富的現場交流實踐經驗，也沒有在言語中形成表達思想的能力，那么就不會形成思維。前面提出，我們需要一種科學合理的生活、生產和教育數字化戰(zhàn)略，不然Z世代就很可能出現心理問題。事實上，這也是一個關于新型社會文化傳承的問題，一個關于隨著兒童、青少年和大學生的成長而出現在教育領域的全新問題，他們的代表人物被歸結為“數字一代”。有專家表示，“數字一代”兒童思維零散，判斷膚淺，讀寫能力令人震驚。

　　記者：我們注意到瑞典等國已經開始反思數字化危害，采取措施限制兒童和青少年屏幕使用時間，您認為全球應該如何重塑“數字一代”？

　　格里布諾夫·奧列格·巴甫洛維奇：首先，有必要開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揭示作為“數字一代”的代表，兒童、青少年和大學生在心理、教育、教學和其他方面一般規(guī)律和專業(yè)規(guī)律的發(fā)展。調查發(fā)現，旨在確定不同環(huán)境對學生所感知信息意義影響機制的研究越來越具有現實意義。

　　其次，教育研究的主要方向應該是教育系統(tǒng)中全人類個人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并建議將現有社會文化條件下人類信息處理和大腦運行機制的規(guī)律交由認知科學專家研究。

　　最后，有必要提高教師和家長的整體素質，并為各級教育系統(tǒng)教師的教育活動提供適當、科學和有效的支持。

延伸閱讀

呵護數字世界中的童年

李瀅瀅

　　近日，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發(fā)布《數字世界中的童年：屏幕時間、數字技能與心理健康》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聚焦兒童在數字時代的成長挑戰(zhàn)和應對舉措。

　　“連接是數字技能發(fā)展的前提，但非唯一驅動力，兒童的在線活動時長和類型直接影響其數字技能的提升?！眻蟾姘l(fā)現，頻繁使用社交媒體、玩電子游戲、觀看視頻的兒童數字技能更強，例如經常使用社交媒體的兒童更改隱私設置的能力是普通用戶的2倍，搜索關鍵詞的優(yōu)化能力高出50%以上。同時，連接率低的國家可能導致下一代兒童錯失早期技能培養(yǎng)機會，加劇未來發(fā)展的不平等。

　　報告打破“屏幕時間直接損害心理健康”的固有認知，指出網絡傷害才是影響兒童身心健康的關鍵風險因素。例如，遭受網絡性虐待或欺凌的兒童焦慮水平、自殺念頭和自殘行為顯著增加。同時，接觸不同形式的有害內容或傷害性經歷也會對兒童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研究強調，相比限制屏幕時間，防止網絡性虐待、欺凌及減少有害內容接觸更為有效。報告還發(fā)現，數字技術對兒童的影響取決于“使用方式”和“接觸內容”，合理使用可賦能成長，缺乏保護則加劇風險。

　　為共同呵護數字世界中的童年，報告提出從以下幾個方面破局：

　　彌合連接鴻溝。報告認為，各國政府需投資電力與數字基礎設施，尤其是農村和欠發(fā)達社區(qū)，為學校提供網絡和設備，通過補貼幫助低收入家庭獲取網絡資源，并同步解決社會經濟不平等問題。學校須將數字技術整合到教學中，各國政府應制定政策和計劃來推動這種整合。例如，投資教師專業(yè)發(fā)展，并就使用數字技術進行學習提供循證指導。電信提供商、移動運營商和硬件制造商等技術企業(yè)，應探索為學校和有孩子的家庭提供低成本服務和產品模式，重點是使較貧困的社區(qū)受益。這將有助于縮小網絡連接方面的差距，各國政府可以通過補貼市場創(chuàng)造成本和激勵私營部門投資來實現這一目標。

　　優(yōu)化數字技能培養(yǎng)。報告建議，家長應鼓勵孩子合理使用數字技術，比如通過安全平臺開展創(chuàng)意活動等。各國政府和專家應將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方法相結合，在與兒童協(xié)商后，確定兒童未來所需數字技能，并確定教授這些技能的最有效方法。同時，對數字技能教育進行評估，一旦證明有效，就將其納入兒童的學校課程。此外，各國政府、學校和家長應確保兒童獲得識別和應對網絡傷害所需的技能，因為自我保護非兒童單一責任，應系統(tǒng)推進高質量在線安全教育，讓兒童能夠識別傷害并知道如何應對或尋求幫助。

　　加強多方協(xié)作。報告提出，解決平臺安全和數字技術的有害使用問題，對于保護兒童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萍计脚_須對網絡性虐待和欺凌采取“零容忍”態(tài)度，加強資源優(yōu)化安全設計和內容審核，開展兒童權利影響評估。各國政府應立法要求企業(yè)對有害內容負責，嚴懲性虐待、仇恨言論等非法行為，并將適齡性教育與在線安全課程結合。社會須培訓教育、司法等領域專業(yè)人員，為家長提供平臺風險指南，促進家庭與孩子的數字安全對話。

《中國教育報》2025年07月03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