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景敞視主義是?？陆沂緳嗔\作機制的概念，雖然它重在揭示觀念層面的權力運作機制，但微觀觀念層面權力運作機制的形成與符號層面權力運作機制密切相關。疫情期間的全景化管控主要體現(xiàn)為符號層面的權力運行，但它對人的觀念層面的影響是深刻的。在剖析了疫情期間高校全景主義管理方式的應用效果的基礎上，認為它是疫情等非常時期的黃金管理法則，也是信息化時代的易用管理法則，不過也是正常時期的慎用管理原則。后疫情時期的高校管理應當突出三個調適的維度：克服疫情管理后遺癥、從低位管理恢復高位管理以及突出教育管理的柔性法則。

關鍵詞：高校管理；全景敞視主義；底線管理；高位管理

全景敞視主義管理方式在疫情期間的有效應用

1.全景敞視主義的管理理念

全景敞視主義簡稱全景主義，原是米歇爾·?？略凇兑?guī)訓與懲罰》中提出的概念。從管理學而論，全景主義并非一個常用概念，由于它容易被人與監(jiān)視、監(jiān)控等概念勾連起來，因而即便是用于管理學問題的闡釋，也常不被人認為是一種先進的管理理念。然而即便如此，全景主義也總能在一些管理情境中不斷顯示其自身價值。

全景主義原本是一個闡釋權力運作方式的概念，其主要特征是從微觀視角和觀念層面解釋權力運作機制，主張通過隱蔽的權力觀念對人和社會實施精巧控制，以提高社會的管控效率。全景主義雖是一個具有濃郁政治學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概念，但也可被應用于分析組織管理中的問題，解釋管理現(xiàn)象。在管理過程中，權力通過對人所處空間的分割、對人的行動實施精確編碼，以實現(xiàn)對人的行為的有效控制，實現(xiàn)明確的管理目標。全景敞視主義原本是福柯用來解釋權力對人的精神的規(guī)訓方式，但概念的緣起則是對非常態(tài)社會情境諸如戰(zhàn)爭、瘟疫等極端時期社會管理方式的觀察。在瘟疫時期，為了避免疫情的蔓延，政府對人的行為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控，通過監(jiān)督層層細化、權力層層落實，建立一種網格化的登記、監(jiān)管體制，形成嚴格而詳盡的責任體系，從而能夠有效控制疫情。雖然在?？驴磥?，全景主義最終演化為一種人的社會規(guī)訓方式和意識形態(tài)話語，但全景主義作為一種管理方式則適用于一些特定的社會情境，甚至在一定條件下無可取代。從管理學視角看，全景主義是一種精細化的管理方式，也是一種高度理性化和有效的管理方式，它可以有效將組織的目標化解為具體細致的目標，并將每一細微目標的實現(xiàn)納入有效的監(jiān)督之中[1]。

2.全景敞視主義在疫情期間的有效運用

在疫情期間，雖然高校處于“停課不停學”的特殊狀況，學生并未在校，但高校主動承擔責任，迅速建立起了網格化的覆蓋全校學生的管控機制。一是圍繞學工隊伍建立責任體系，學院以副書記和學生輔導員為直接責任人，建立信息報備制度和責任體系。二是以學生導師制為依托，建立起導師為學生第一責任人的信息監(jiān)控機制。兩條管控路線有序配合、點面交織，通過在疫情期間學生每日信息報備、教師進行異常情況精準追蹤，構成了基于高校的對學生的全景化管控。學校對教師的管理方式也大抵如此，每位教師都有直接的責任領導，教師在疫情期間的具體行動也通過類似機制被嚴格管控起來。如此層層構建，形成了一張精巧而有效的管控網絡。這一舉措在“停課不停學”期間對維持正常教學秩序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也對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貢獻，也在學生心理疏導、為開學做準備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疫情期間以學校為責任主體構建的對師生的網格化管理，只是非常時期對師生全景式管理的一個方面。另外，各級各類學校在教育行政部門和當?shù)卣母咝е笓]下，統(tǒng)一有序行動，權責分明，構建了跨省區(qū)、全國聯(lián)動協(xié)調的師生管理網絡。尤其是對學生的管理而言，教師、家長、教育行政部門和當?shù)卣柚谛畔⒒侄螌崿F(xiàn)了全國范圍內對學生的有效管理。事實證明，這一全景化管理方式非常有效，保證了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的有效推進，教師能夠及時了解到學生的生活狀態(tài)和學習狀態(tài)，有力配合了我國疫情防控大局。反觀歐洲則不難發(fā)現(xiàn)，除了政府反應遲緩外，學校停課由學校甚至由當?shù)厣鐓^(qū)決定，無法形成對學生的統(tǒng)一全景化管控，造成學生無序流動。從整個社會看，由于無法及時構建對民眾的全景化管控，歐洲迅速成為全球疫情中心，這也以沉重的社會代價證明了全景主義管控在疫情期間管理過程中所能發(fā)揮的重要作用，顯示了其作為一種管理理念的價值。

全景敞視主義管理方式的反思

1.非常時期的黃金管理原則

嚴格地講，全景主義與以科層制管理為代表的分級責任管理制度并不能等同，全景主義是福柯分析現(xiàn)代社會權力深層運行機制的概念。之所以是深層機制，乃因為它是一種脫離了具體符號的在觀念層面運行的權力機制。全景主義雖然與科層制有一定相似，但前者闡釋的是在觀念和精神層面運作的權力，而后者則強調了規(guī)章、物質獎懲等權力符號的作用[2]。但二者也難以徹底分開，觀念層面的權力運作機制和符號層面的權力運作機制的區(qū)分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概念操作的方便。當一種規(guī)章系統(tǒng)被設計得足夠精巧，它就可以在微觀層面影響到每一個人，久而久之，這種影響就會內化為人的觀念，進而影響人的行為[3]。從該意義講，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尤其是對學校的管理而言。一種管理理念體現(xiàn)的管理精神對學生的發(fā)展具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疫情期間的高校管理具有特殊性，而且面臨的是一種罕見的特殊情景。疫情期間的一切管理規(guī)章都具有明晰的符號。除了學校通過各種渠道發(fā)送給學生的各種管理指令外，街道、社區(qū)、媒體等也在發(fā)送疫情期間社會管理的指令。這些管理指令的內在一致性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強化作用，也使學校對學生的全景化管控變得容易。當然，在偶發(fā)的疫情期間搭建起來的各種管理符號是應急性的，對被管控的個體不見得有持續(xù)長久的強化作用。但同時，疫情給人的印記又是刻骨銘心的。短暫的外在符號的規(guī)訓作用也可能在人的生命歷程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記。

但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講，對學生的全景化管控都是疫情這一特殊時期高校的最優(yōu)化、最有效管理策略。因疫情期間，一個人的僥幸心理可能給整個社會群體帶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這一判斷在疫情期間已經被無數(shù)個慘痛案例證實。故疫情期間對學生的管理，只能采用底線管理原則。在疫情這一極端特殊情境中，必須從最壞之處著想設計管理原則，才能堵住任何可能的管理漏洞。全景主義的全景化監(jiān)控因而成為疫情期間的黃金管理法則。而所謂的靠人的素質、自由選擇與責任意識、文明程度來治疫在非常時期并不能發(fā)揮根本作用。就當前世界范圍看，在其他防控策略失效后，西方各國無不最終走向停課停學，以期通過對社會人員流動的嚴格管控來達到治疫目的。

2.信息時代的易用管理原則

實現(xiàn)對人員的全景化管控并非易事。在前信息化時代，管控指令的下達只能通過電視、廣播和電話通知，且由于上述設備不夠普及，處于隔離狀態(tài)的人們只能通過口耳相傳才能接收相關指令。因而，構建一張對學生的全景化管控網絡并不容易。即便是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期間，學校對學生的管控能力相比今天也要弱得多。然而，在信息化時代，任何管控信息都可以即時被任何人收到；任何人也可以發(fā)出影響力不等的管控信息，新媒體傳播主體的人人化、傳播途徑的多元化、傳播信息的海量化以及傳播方式的自我化[4]，有助于構建一張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管控網絡。另外，視頻技術、數(shù)字痕跡記錄與分析等技術，對人在互聯(lián)網上的任何行為都可以做到全景式監(jiān)控。這些技術在疫情期間也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人們如果需要幫助或者發(fā)布求助信息，通過互聯(lián)網就可以完成。

“停課不停學”期間的教學管理，也通過在線技術手段實現(xiàn)了對學生學習行為的監(jiān)控和管控。盡管在線教學還存在諸多問題，其具體效果有待進一步評估；但對學生學習的技術監(jiān)控手段是線下教學所不具備的，在線教學的自動簽到功能、課堂測評系統(tǒng)、學生行為分析系統(tǒng)等實現(xiàn)了對學生學習過程的監(jiān)控、記錄和分析，從技術上構建了一張對教學的全景式監(jiān)控網絡。雖然，在線課堂無法像線下課堂那樣有效監(jiān)控學生的身體姿態(tài)等表層的行為，但仍然可以給學生以心理上的約束。在線教學中，點對點、點對面的教學監(jiān)控更為緊密和有效。由于學生的在線行為可以被機器記錄下來，機器的工作記憶幾乎沒有容量限制，每一名學生的表現(xiàn)都可以根據(jù)教學需要進行追溯。故而從理論上講，可以更好消除學生學習過程中的懶惰行為和投機行為?？傊?，現(xiàn)代信息技術延展了教師的肢體，使得教師的權力影響更容易在微觀層面和更廣的范圍內運作，更容易達到每一個教學對象，從而實現(xiàn)對學生的精確管控。

3.正常時期的慎用管理原則

第一，它是底線管理原則，只適用于非常時期。底線管理原則對人做了最低層面的人性假設，即認為任何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和懶惰的，人的自覺性、主動性都被最大限度擱置。這也是疫情期間社會管控的基本認識。疫情期間人們出門都要戴口罩，并盡可能避免與任何人接觸，原因在于我們假定任何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唯一值得信賴的就是守住安全的底線。我們假定任何人都可能說謊，或者即便他們不說謊，他們對自己是否已經被感染也缺乏了解，從而造成對別人無主觀故意的傷害。這種管理，一方面，管理成本十分高昂；另一方面，不利于進一步提升管理的質量，因為它的焦點是底線目標而不是更高層次的管理目標。對于學校的教育管理而言，守住底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實現(xiàn)高層次管理目標，如學生的主體性、主動性和責任意識等。

第二，它與現(xiàn)代教育管理精神存在沖突。全景式管控冰冷的人性假設、無處不在的權力之眼，讓管理對象處于被動的地位。整個管理過程體現(xiàn)為下達指令和遵守指令的過程或者下達目標、分解目標、達成目標的科學化、程式化過程，是一種極其理性化的管理模式，是一種純粹依靠科學知識和技術進行管理的模式，人被當做完全的管理客體[5]。而現(xiàn)代教育管理的理念則是基于現(xiàn)實的有生命的個人，發(fā)展主動的個體。[6]現(xiàn)代教育管理需要基于對個體的信任和對個體能動性的激發(fā)，強調主體自我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而非將管理對象作為不信任的個體。因而，對學生的全景化管控適合于非常時期的非常態(tài)化管理，它主要作為一種絕對的約束手段，而非一種更具有教育意義的手段。

第三，信息技術對教學認識的過濾。現(xiàn)代信息化技術對教學過程的全景式監(jiān)控除了將學生視為被動的個體之外，還存在一個重要缺陷，即數(shù)字化教學管理的問題。這一管理過程使教師在對教學過程的認識中戴上了一副數(shù)字化眼鏡，實現(xiàn)了對教學現(xiàn)象的數(shù)字化過濾，教師對教學的認識過程被機器認知所取代。這一現(xiàn)象并非疫情期間的特有現(xiàn)象，而是推進在線教學和智能化教學分析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種對教學過程的數(shù)字化分析在疫情期間更為突出，因為教師喪失了與學生面對面的機會，大部分教學信息的搜集都通過網絡和各種教學軟件。另外，它在精神上與全景敞視主義的內在精神如此一致，可謂是全景主義在數(shù)字化時代的表征。故而值得我們將其作為全景化教學管理的一個重要分析維度來對待。

對后疫情時期高校管理的啟示

1.須努力克服疫情管理后遺癥

讓人刻骨銘心的疫情終將過去，但自然界用殘酷的方式給人類上了一場大課，其間的經驗教訓值得認真研究。疫情期間的教育管理無疑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財富，但這一管理方式夾雜的疫情對人們的心理沖擊和肉體折磨難以在短時期消退。從而使高校管理在疫情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內表現(xiàn)為典型的后疫情管理特征。之所以謂之后疫情管理，乃是因為這種管理方式受到疫情期間管理方式的洗禮，仍然會帶有明顯的疫情期間的管理特征。

第一，繼承疫情期間的優(yōu)秀管理經驗，這些經驗可以作為高校某些管理方面轉變的契機。一是疫情期間養(yǎng)成的良好衛(wèi)生習慣需要保持。國人的文化習慣就是喜歡熱鬧，講究義氣和親密關系。因而，疫情后高校在學生管理中可以倡導新的學生衛(wèi)生習慣和標準，促進學生良好衛(wèi)生習慣養(yǎng)成。而在學校的后勤和餐飲諸方面的管理中要持續(xù)提高衛(wèi)生質量標準，加強衛(wèi)生監(jiān)督機制建設。二是在教學管理中應該納入新的教學內容，如將疫情主題教育納入各學科的課程教學計劃。文科可以開展圍繞疫情的文學創(chuàng)作課，生物化學課程則可以結合疫情有關病毒的生化機制展開教學等。疫情主題教育不僅是在疫情期間才進行的，而且應作為通識教育、科學教育、生命教育的必備內容納入高校的課程計劃。

第二，要對疫情期間的特殊管理政策進行審視。疫情期間的教育管理屬于硬核管理，就其教育意義而言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應。盡管管理的過程中也注重對學生的心理輔導和人文關懷，但對學生的硬性要求一直是主要方面：學生的行動軌跡都要上報并備案，以此形成了一種層級分明、責任明晰的網格化管理機制。這種管理的優(yōu)勢是，它盡可能做到每一個管理環(huán)節(jié)的透明，但也將責任壓于所謂的第一責任人。其后果是，在管理網格中處于上層位置的人總要為處于下層位置的人負責任，可稱之為首長責任制。由于在疫情期間，任何一個病例的出現(xiàn)都可能造成大規(guī)模的感染。因此，建立首長責任制是必要的，有利于統(tǒng)一管控。但是在疫情后期，其結果就是，沒有人承擔得起相關責任，以至于任何人都不敢冒風險去承擔這一責任。從而導致分批開學推進緩慢。這種管理方式，被管理者的責任承擔不夠，導致責任外移，不利于學生自我承擔責任意識的培養(yǎng)。

2.須從底線管理回歸高位管理

疫情期間的管理具有很強的底線管理特點，其管理原則依據(jù)的是底線倫理。底線倫理是管理的起點。[7]底線倫理要求人們遵守基本的法律規(guī)范和道德準則?；诘拙€倫理的管理目標是保證任何一名社會成員對他人不構成傷害和妨礙。而管理的終點則應該是終極倫理，追求的是社會成員的自由發(fā)展和幸福。在疫情期間，社會成員的需求降低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因而底線管理是社會管理需求的最直接體現(xiàn)。疫情結束后，社會成員的需求層次將快速上移。因而，管理的倫理基礎也要相應提升。尤其是對于高校師生這一管理群體，或者對于高校這一管理場域而言，也不能僅適用一般的管理原則。高校作為知識分子集聚和社會價值觀引領的場所，理應采用更高位的管理倫理。疫情期間高校管理的倫理下移只是非常時期的應急之需。盡管高校的管理也離不開底線管理這一起點，但管理的重心卻不在底線，而是在于高位。換言之，高校管理目的不是守住做人底線，而是促進人的自由幸福發(fā)展。

基于上述認識，并不能將疫情期間建立起來的各種責任體系、管控機制簡單移植到平時的教育管理中。疫情結束后，這些責任體制和監(jiān)控體系可以弱化為一種日常監(jiān)測機制，保證它在遇到異常情況時能夠及時啟動。而不是讓平時管理依賴于這些管控機制，更不能圍繞這些監(jiān)控機制重塑高校管理。基于高位倫理的高校管理是基于對任何人的“信任”，尤其是對于大學生群體而言，信任他們，培養(yǎng)他們的責任感、使命感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目標。這一管理目標的實現(xiàn)，只靠網格化的監(jiān)管是不夠的，而是要充分發(fā)揮人的積極能動性。疫情后的學校管理則應以營造良好的心理氛圍為主要目的，輔之以必要的管控手段。梅奧的人際關系管理理論認為，人乃是有各種心理需求的社會人，因而管理應注重關心、愛護和尊重人，滿足人的心理需求，通過增強人的認同感、安全感和歸屬感，從而實現(xiàn)管理目標[8]。疫情期間的特殊情況造成了人際關系的緊張和心理的疏遠，加上硬核化的管控措施，使得疫情結束后的高校管理面臨著修復人際關系的重任。但這種修復又不能是簡單回到疫情前的人際關系，而是一種被疫情洗禮的更為健康的人際關系。然后，基于信任，發(fā)揮每一管理主體的積極作用，實現(xiàn)每個人的最大自由和幸福發(fā)展。

3.突出教育管理的柔性法則

“硬核管理”是疫情防控期間的高頻詞。硬核原指節(jié)奏激烈、力量感強的一種說唱風格，后泛指難度系數(shù)較大的一類游戲，最終在網絡用語中被異化為“強硬、彪悍”之意。[9]研究者通過對疫情期間關于“硬核管理”的相關媒體報道，提取了硬核管理的幾個關鍵特征：認真細致、嚴格嚴謹、一視同仁、不留死角、不留情面等積極特征，也有諸如簡單粗暴、冷酷無情、蠻霸硬悍等消極特征。疫情期間對人的全景化的監(jiān)控如果能與硬核管理中的積極因素聯(lián)系起來，就能發(fā)揮巨大的管理效益；反之，硬核管理也能發(fā)揮出巨大的負面影響。因而，應正確對待疫情期間的硬核管理措施。一些積極的硬核管理措施，是應當保留下來的，如嚴格的公共場所消毒政策等以及其他能夠體現(xiàn)社會新風尚的硬核措施應當堅決保留下來，而那些簡單粗暴、霸蠻冷酷的管理方式則必須剔除掉。

正常學校的管理中不乏硬核措施，沒有硬核措施，學校管理目標的達成就無法保證。正是管理中的認真細致、嚴格嚴謹、不留死角，才能使學校的每項管理政策真正落實。然而，學校管理不能止步于硬核，而是要融入柔性管理法則。從管理學的角度而言，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個體，并非是在監(jiān)管無處不在的情況下才認真工作和學習。人也有自我實現(xiàn)的社會需要，愿意不計報酬地為實現(xiàn)組織目標而努力并獲得認可[10]。另外，組織中人的親密關系、信任感也是釋放組織中個體潛力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關鍵因素。[11]因此，后疫情時代教育管理的一個關鍵調整舉措，就是恢復教育管理中的柔性法則，重新涵養(yǎng)人際之間的信任關系。這不僅是管理學研究進展的啟示，而且也與教育的原則相契合。教育管理的首要任務是育人，而育人的關鍵在于信任人并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方能培養(yǎng)有獨立之精神、判斷力和自我擔當?shù)娜恕Ｔ诂F(xiàn)代互聯(lián)網社會，全景主義的管理方案能為師生互相了解構建一張全息的網，這是客觀的事實，而高校的管理可以始于它，但絕不能止于它，否則教育管理就會變成教育管控，失去真正的教育意義。(作者：張務農，單位：河南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本文系河南省軟科學研究項目“‘雙一流’建設背景下河南省高校人力資源管理優(yōu)化與人才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項目編號：202400410294）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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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