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鬧了，費曼先生》是一本舊書，躺在書架里有好些年了，一直沒看，有兩個原因：一是心靜不下來，整日浮浮躁躁的；二是我教語文，看物理學的自傳干什么？但是前段時間，我把這本書從書架里抽了出來，拍拍灰塵，坐在陽臺上翻了起來，這一翻不打緊，幾乎一口氣看完了。

之后想：費曼太好玩了。跟他一起讀書，一定很好玩；跟他一起工作，肯定很有趣；跟他一起生活，大概會很快樂。

再之后想：費曼何以成為費曼？答案一下子蹦入我的腦子：一個字——鬧。

費曼太愛鬧了，太能鬧了，太會鬧了，隨時隨地都要鬧，無時無刻不在鬧。

費曼的鬧，首先是一份強烈得有些過分的好奇心。

“一天，有些螞蟻爬到窗檻上逛來逛去。我突然好奇起來，很想知道：它們是怎樣找到東西的？到底它們怎樣知道該往哪里去？它們對事物的外表有沒有知覺？”費曼整個下午就坐在窗臺邊，一邊看書一邊看螞蟻。

我們有多久沒有與一朵花談?wù)勑?、與一只鳥說說話？想起一篇民國時期的小學生作文《春郊游記》：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課余在家，殊無聊賴。聞街外有賣花之聲，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覺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綠水，白鳥紅花，楊柳垂綠，桃梅堆錦……

那個時代，那份詩意，那種溫情，百年后的今天，依然縈繞在我們心頭，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蘇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學，倡導“大自然”教育觀：把孩子帶到藍天下、森林里、河流邊，通過童話、幻想和游戲，引導他們進入周圍的世界，每天都發(fā)現(xiàn)一點新的東西，所走的每一步都成為走向思維和語言的源頭。

費曼對符號有著天生的好奇心。他特別不喜歡教科書上的正弦、余弦和正切等數(shù)學符號，他另外自創(chuàng)了一套。愛因斯坦說得很謙虛：我沒什么特殊的才能，我只是保持了我持續(xù)不斷的好奇心。左拉說得很絕對：生活的全部意義在于無窮地探索尚未知道的東西。我從費曼終其一生的好奇心上，想到作為教師的我們：如果我們把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的教育教學當作是重復(fù)著的相同勞動，那么，當那屆學生走了、這批學生又來了時，也許，我們曾經(jīng)的夢想與激情已經(jīng)或正在慢慢地消退，就像一件在肥皂與歲月的搓洗下讓人毫無察覺地褪色的衣服一樣，剩下的就只是干枯的紗布。這時候你會發(fā)覺，保持對學生、教育的好奇心，恐怕比單純地增加知識與技能來得更重要一些。沒有了好奇，丟失了激情，我們拿什么站在講臺上？

《別鬧了，費曼先生》是一本科學家傳記，但寫到這里，我忽然發(fā)覺我說的幾乎都是關(guān)乎教育的，是作為一個兒童、學生的費曼何以成為后來的物理學家的費曼。是的，我是想說一點關(guān)于教育的。

我想到了廈大附中，我任教的學校。如果你想多識蟲鳥草木之名，這里生長著100多種植物，你可以在某個春天的早晨或者秋日的黃昏，登上亦樂山，輕嗅小徑兩旁的花香，翻找地下暗紅的蚯蚓；如果你想用泥巴捏出各種各樣的物件，這里有專門的陶藝室；如果你想研究一下鐳的提取、向日葵的生長，這里有布滿瓶瓶罐罐的實驗室；如果你想用一張紙剪出美麗的孔雀窗花，你可以參加剪紙校本課程；如果你想夜觀天象，看看美麗的星空，你可以去裝有天球儀的天文臺；如果你喜歡音樂，這里有多支學生自建的校園樂隊，圖書館里的鋼琴、古箏和演播廳里的架子鼓都全天候等著你；如果你喜歡籃球、足球、網(wǎng)球，每天下午你都會有足夠的時間去運動場上揮灑汗水；周末了，你想給自己的心情放個假，你可以去放映廳看場電影，或者到報告廳聽聽講座。

這是一塊能不斷激發(fā)你的好奇心與“多動癥”的園地，一所沒有誰會對你說“別鬧了，費曼先生”的學校，一個你來了就會喜歡上的地方。

寫到這里，我看了一下手頭的這本書，是三聯(lián)書店1997年出版的，有一個副標題“科學玩童的故事”，忽然覺得吳程遠先生翻譯得真好，是“玩童”，而不是“頑童”。

王國維在評價宋祁的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時，曾說：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我想，學生也好，教師也好，學校也好，還是像費曼先生那樣，“鬧”一點的好。

（作者單位系廈門大學附屬實驗中學）

《中國教師報》2019年04月1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