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讀書人多矣！每個讀書人皆有其獨到的讀書方法，似無須本人在此贅述。但鑒于青年人讀書（尤其閱讀思想艱深的學術著作，姑且稱之為“研究型讀書”）確乎又存在諸如“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的問題，故筆者姑且以“過來人”的身份將讀書經(jīng)驗和盤托出，以期對青年朋友有所助益。

科技哲學家波普爾認為“科學研究起源于問題”，讀書亦然，南宋理學家朱熹主張“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即強調(diào)讀書須有問題意識。對于學術類的著作，筆者嘗以“四問”法踐行之。

所謂“四問”，即是說在閱讀文本時，讀者應采取主動姿態(tài)向文本發(fā)問。

第一問，當問詢：作者想要干什么？讀書猶如作戰(zhàn)，弄清對方的戰(zhàn)爭意圖，乃是取勝的關鍵。問詢“作者想要干什么”，就在于弄清作者的寫作意圖。唯有知曉作者的寫作目的，弄清“作者想要干什么”，方能較快地進入情況，把握文本主旨。譬如，以閱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為例，若壓根不知著者目的，是極難讀懂——甚至壓根讀不下去的，因為晦澀的語言、繁多的概念、復雜的句式以及獨特的思路足以將人攔在門外。倘若知曉康德之目的在于“通過對人之理性能力之考察以解決認知何以可能（知識何以可能）”，那么，在閱讀該文本時，雖覺其艱深，但至少閱讀時有了方向感。方向感對于讀書極為重要，讀書有了方向感，方能做到心中有數(shù)，不至于墜入云里霧里。

第二問，當問詢：作者是怎么干的、干了些什么？具體而言，就是作者圍繞其論證的問題或主張都干了些什么，尤其要弄清作者是怎么干的。弄清此問題是極需功夫的，它不僅需要讀者反復精讀，而且尤需讀者對文本下一番解剖學的功夫。其中，“怎么干的”主要剖析作者所采用的思維路向、論證方法及相關的“建構術”。譬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主要采用追問（逼問）、思辨方式，將問題層層引向深入，最后將思想接引（建構）出來?！案闪诵┦裁础保饕蔷唧w內(nèi)容之構成，可喻作文本之血肉，譬如《理想國》中關于“正義”的辯論，關于“勇敢”的辯論，諸多細節(jié)及例證則構成文本的血肉。以筆者經(jīng)驗，若讀者能把握住作者的思維路向及論證、建構方法，“干了些什么”即內(nèi)容的部分還是比較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因為方法若建筑構架，內(nèi)容則似建筑材料。掌握了文本構架，即基本掌握了文本內(nèi)核。更何況，理解構架亦須通過對“建筑材料”的分析。如此看來，第二問實則包括兩個重要問題，即“怎么干的”和“干了些什么”，不過，考慮到方法和具體內(nèi)容密不可分，故筆者將其合并為一，名之曰“作者干了些什么”。

第三問，當問詢：作者干成了沒有？此問題的潛臺詞有二：若作者“干成了”，對后人有何啟迪？若作者“沒干成”，又存在哪些問題？讀者將如何評價文本、評價作者？此一問可謂相當見功底的一問，唯有吃透文本、弄清問題、熟稔作者的寫作背景及在充分閱讀相關文獻基礎上，方能有此一問。此一問，同時意味著讀者不再亦步亦趨地追隨作者，而是開始跳出作者的籠罩和控制，站在評判者的席位上對文本（或作者）解決問題的思路、論證方法及所達到的效果進行評判。

這里需要強調(diào)的是，一般作者對經(jīng)典文本不敢質疑，其實大可不必。經(jīng)典當然有其永恒的魅力，但亦非盡善盡美，倘如此，人類有一部經(jīng)典就足夠了。人類之所以有眾多經(jīng)典文本，就在于后人敢于對早期的經(jīng)典進行質疑與評判，從而留下了“別樣的經(jīng)典”。因此，對于經(jīng)典文本，今天的讀者當具有敢于評判的勇氣。更何況，作為后來者的讀者，在時間序列上具有“后來者居上”的天然優(yōu)勢。正如哲學家叔本華所言，“哲學的情形猶如拍賣房產(chǎn)，最后說話的人總是使前面的人所說的一切無效”；維特根斯坦亦言，“在哲學中，競賽的獲勝者是能夠跑得最慢的人?；蛘?，最后一個到達的人”。哲學如此，其他學術性文本亦如此。既然作為讀者占據(jù)后來者的優(yōu)勢，有機會瀏覽由經(jīng)典到讀者之間所有關于此問題的文獻，故而讀者應當具備更開闊的視野、更靈動的思維，更應當有信心對作者發(fā)起評判性的質問。

第四問，當問詢：換做“我”，應該怎么做？如果說“第三問”建基于足夠學術儲備之上，那么此問則是頗具“創(chuàng)造性”的一問。因為，此問中，作為主體性、創(chuàng)造性的“我”開始登場。此時“我”亦將發(fā)生身份的轉換，不再以讀者登場，亦不再局限于讀懂文本、讀懂作者，而是在把準文本脈搏的基礎上，將文本所涉及的有價值的話題繼續(xù)進行下去。

馮友蘭先生談到中國哲學的講法時，曾有“照著講”與“接著講”的分判：讀懂文本屬于“照著講”，并不增添任何新東西；而“我該怎么做”的問題屬于典型的“接著講”?！拔摇睂⒔永m(xù)經(jīng)典文本的問題，站在時代立場，利用人類所達到的最新的成果按“我”的思路對經(jīng)典中的問題進行探索、重新解答，以期給出更為合理的解答。很明顯，“第四問”已超出一般讀者的要求，而是帶有研究性的閱讀。

此問意義極大，尤其當“我應該怎么做”落實到“真正地做”時，意味著讀者（其實已轉變?yōu)樽髡撸┎粌H深入問題，而且以一種實踐者、探索者的姿態(tài)去將問題引向深入。反觀人類學術史，舉凡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學術著作莫不如是，費希特通過對康德哲學的問題的解答、謝林通過對費希特哲學的問題的探索、黑格爾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整合，從而使德國的古典哲學漸次達到高峰；叔本華通過對康德問題的范式轉換，尼采通過對叔本華問題的挖掘，弗洛伊德通過對叔本華、尼采的另類詮釋，從而將非理性主義哲學提升至一個嶄新的高度……

也許，作為普通的讀者，似乎難以達到若黑格爾、尼采之建樹，但至少“我們”在通過沉思將問題引向深入，并從沉思中得到樂趣；退一步講，誰能保證下一個“黑格爾”不在讀者中產(chǎn)生？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副教授）

《中國教育報》2019年05月27日第10版